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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東川“牛奶河”事件，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關注。盡管這一環境污染事件目前已經得到了整治和處理，但是長江上游干流水環境惡化、水污染防治問題，再次引起專家的高度重視。

　　“三峽庫區及長江上游地區，大部分存在農業生產條件差、土地過分開發以及老礦區資源枯竭而環境歷史欠賬太多，引起嚴重的生態退化等問題，但因投入和治理不足，致使大多支流和部分干流水環境質量下降，對長江中下游水體安全造成影響。”云南省政協委員、云南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段昌群說，“東川‘牛奶河’事件暴露出，長江上游國家水電開發區污染防治工作已經刻不容緩。”

　　“牛奶河”存在多年

　　今年3月，有媒體曝光，昆明東川區的小江水面上出現了乳白色沉積物，覆蓋綿延數公里，人們將變了色的河流稱為“牛奶河”。

　　而事實上，當地人表示，“牛奶河”已經存在很多年了，“山上多家礦產企業，直接將尾礦水排入小江。”有村民說：“白色算好的，有時到了晚上6點以后，里面流出來的全是黑的紅的尾礦水。”

　　村民們多年來都不喝這條江中的水，“小江水現在不能喝。稠得很，一股臭烘烘的氣味。”一位村民說。但沿江種植的西瓜和農作物不得不用江水灌溉。為減輕危害，村民們大多會自己修建一個面積約兩畝的過濾池塘，將小江的河水先引入過濾池塘，再灌溉西瓜地。盡管建了過濾池，但村民還是感覺西瓜越來越難種，因為水質問題，田里的瓜藤枯萎了一大片。

　　對于小江水質變壞的原因，村民們認為是上游的選礦企業造成的。“以前小江的水都很清，上面開礦后就都變了，上面的礦不排污水時，河水是清的，只要一排就變白。”

　　此事經媒體報道之后，東川區相關部門立即展開調查。經查，2010年至2013年3月期間，昆明東川區通宇選礦廠、昆明兆鑫礦業有限公司、昆明東海礦業有限公司將洗礦污水通過直排或者埋設地下暗管的方式排放，致使大量有毒、有害物質流入小江，造成河水嚴重污染。另外，周邊34家企業也存在手續不齊全或污染治理不完善問題，事件發生后已對這些企業全部進行關停，限期整改。

　　5月17日，昆明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對相關企業負責人羅某某、劉某某、馬某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批準逮捕決定。

　　與此同時，昆明市監察局對相關政府部門5名責任人進行了問責。

　　東川的這一水污染事件，可以說是云南東北地區礦產資源開采對地質環境和生態破壞的一個縮影。

　　滇東北是我國歷史上礦產資源開發的重點區域，這里銅礦、鉛鎘鋅礦資源豐富，在計劃經濟年代，大規模的開發成就了當地的工業基礎，但隨著礦產資源日益枯竭，開發過程中引起的生態環境問題不斷積累而持續惡化，使這些區域由“歷史功臣”變為“現代包袱”。

　　粗放式工業發展加劇了水污染

　　事實上，關于資源過度開發對水環境產生嚴重影響的問題并不只存在于云南。

　　三峽庫區及其上游流域包括云南、貴州、湖北、四川4個省及重慶市，這些地區都是礦產資源富集區，但由于長期粗放的資源開發，以及在開發過程中保護意識不夠，流域水質中磷、汞等礦物質嚴重超標。

　　據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調查，貴州省磷礦開發產生的各類固體廢棄物達數千萬噸，并每年新增1000萬噸左右，其中能無害化處理的僅50%左右，其余全部進入各級水體，成為烏江水質的“首要殺手”。由于工業生產技術和工藝水平不高，致使當地單位工業增加值廢水、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8倍、1.3倍、1.7倍和1.9倍。

　　對此，九三學社的專家警告：“粗放式工業發展正在加劇水污染。以近年來規模工業20%的增速發展計算，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流域水污染風險將會進一步加劇。”

　　令人擔憂的是，貴州境內29條交界河流中有26條為出境河流，這些地方長期開發遺留下的廢棄礦井礦山已無業主，其排出廢水導致下游跨界水質超標，引起眾多糾紛。

　　云南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的一位專家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由于近年來礦山生態恢復治理資金投入較少，與開發資金投入和收益極不匹配，治理恢復速度遠遠落后于破壞的速度，難見治理長效。

　　“礦產開發采富棄貧、再生回收利用率低、產業鏈短，遺留的廢石、廢渣、廢水、排石場、尾礦壩等造成的危害難以消除，使得各地滑坡、山崩、塌陷等災害不斷發生，治理任務艱巨繁重。”這位專家說。

　　陡坡開荒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

　　今年1月11日上午8點20分左右,由于10多天的雨雪浸泡滲透，致使地處滇東北的昭通市鎮雄縣果珠鄉高坡村趙家溝村民組發生特大山體滑坡,約21萬立方米的滑坡體從陡坡上傾瀉而下,將趙家溝14戶民房損毀掩埋,46人遇難。

　　昭通是云南省人口密度最大的區域之一，由于產業結構單一，當地人的生存完全依賴土地。但這里的土地資源又十分有限，使得陡坡開荒十分突出。

　　在前往昭通巧家縣的途中，中國青年報記者看到，沿線與河谷幾乎成90度的山坡上，有一片片開墾的耕地，栽種著玉米。當地村民就是在這些“抬頭看看都會頭昏”、“光溜溜的連個手抓的地方都沒有”的山坡上，土里刨食。土地貧瘠，生活更加清貧。

　　資料顯示，昭通市大于15度以上的坡耕地面積占全市總耕地面積的57%，其中大于25度的坡耕地面積高達22.77%。其最終的后果就是嚴重的水土流失，是我國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區域之一。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的專家在調研中發現，生態環境脆弱，生態退化嚴重，幾乎存在于所有三峽庫區及其上游流域，這些地方山高坡陡，地形破碎，山地丘陵面積超過90%，生態環境脆弱。由于歷史上的不合理開發，水土流失嚴重、森林覆蓋率下降、酸雨發生頻繁，僅重慶市水土流失面積就達5.2萬平方千米，年均土壤侵蝕量約為2.2億噸。昆明東川區2000多年的銅礦開采歷史使東川“山河破碎”，水土流失面積高達1309平方公里，占其總面積的70%。境內泥石流形成災溝107條，每年流入金沙江的沙量達1860萬噸，占整個金沙江流域本區域河段輸沙量的68.5%。上游地區大量泥沙入江對整個長江流域及其大型電站庫群生態安全、運營安全構成威脅。

　　水污染防治投入不足且有偏差

　　段昌群不無憂慮地指出：“長江流域上游區域內人地矛盾突出，人群生活貧困化，也給水環境保護帶來巨大影響。”

　　他說，該地區是我國貧困人口最集中、貧困程度最高、脫貧致富難度最大的區域之一，尤其三峽庫區腹地，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359人，是全國人口密度的2.6倍，而人均耕地卻只有1.1畝，僅為全國人均耕地的80%。這些地區1/3以上的縣為國家級貧困縣，人均GDP、可支配收入、財政收入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大規模的水電開發對上游生態環境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能源資源的廉價轉移，并沒有解決水電開發區和生態保護區人群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這些大型水電站以追求發電效益為主，兼顧防洪、抗旱、供水、生態、航運、旅游等綜合效益和地方利益不夠。”段昌群說，“水電開發沒有成為帶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引擎，水電開發業主獲得巨大收益，而資源屬地收益微不足道，反差巨大。國家雖然也對項目區進行了一定的幫扶，但只緩解一時的燃眉之急，沒有解決長遠的發展條件和自我造血能力問題。”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使得地方財政投入水污染防治的能力嚴重不足，水污染防治效果難以保證。

　　事實上，目前，除了資源開采、生態惡化以外，農業面源污染也是嚴重威脅長江上游水環境安全的因素。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在關于三峽庫區及其上游流域水污染防治的調研材料中寫道：“當前，三峽庫區年化肥使用量約為64.5萬噸，平均耕地化肥施用量是安全水平的2.1倍、全國平均水平的1.2倍；年農藥使用量約達3.2萬噸，平均耕地農藥使用量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7倍；僅重慶庫區15個區縣年產農村生活垃圾約為72萬噸，生活污水排放量約為1502萬噸，并且每年還在以10%左右的速度遞增。”

　　目前“不僅生態環保投入趕不上建設發展的實際需要，而且在投入方向上，治理投入多、預防投入少；點源污染投入多、面源污染投入少；項目建設投入多、運營管理投入少；工業城鎮投入多、農業農村投入少。”很多鄉鎮和農村環保工程因缺乏監管和運營支持條件，幾乎沒有發揮作用。

　　這份材料指出，“在《三峽庫區及其上游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中，228.2億元資金幾乎全部投入到工業城鎮。在各級財政投入中，95%投向工業城鎮污染防治，而占污染物排放總量30%以上的農業面源污染僅得到5%左右投入，從而產生了60%的污染量。”

　　“同農業和農民都處于弱勢一樣，農村環境問題也處于弱勢。”段昌群說，“三峽庫區及長江上游是整個長江流域的生態環境的本底，是維持區域生態環境安全的關鍵屏障，而三峽庫區及長江上游的生態環境命脈在農村，如果解決不好這些地區農業和農村的污染問題，就奢談整個三峽庫區和水環境的改善。”

　　利益共享才能將水污染防治落到實處

　　專家認為，從東川“牛奶河”水污染事件可以看出，目前，三峽庫區及長江上游地區區域內的水環境污染，在本質上屬于“結構性污染”，也就是說在當前的經濟社會條件下的產業結構及其空間布局，不產生污染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基于水環境和水資源支撐能力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不綜合考慮水電開發與區域在生態建設與脫貧發展中的實際需求，特別是地方在防洪、抗旱、供水、環保、航運、旅游及相關民生產業等綜合效益，國家水電開發庫區水環境的治理是沒有出路的；即使當前取得一些進展，也是難以鞏固和維持的。”段昌群說。

　　他認為，應該把這些區域的產業結構調整作為水污染防治的重要突破口，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布局，在源頭上消除產生污染的根源。

　　包括段昌群在內的相關專家指出，目前，這些區域人與自然沖突最激烈、生態風險最嚴重、問題發展最迅速。在這里，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上下游之間訴求的矛盾、水資源利用及與水環境之間的矛盾以及不同資源開發之間的沖突、資源產地與資源利益獲得者的沖突正在發展。

　　“破解這些矛盾的關鍵是要在國家層面上建立利益共享、利益均衡、協同發展的體制和機制。目前的條件下實現跨區域、跨行業、跨部門的生態補償還難以實現，為此需要建立和加大有關水環境目標考核的生態補償機制。”段昌群說。

　　此外，專家們還指出，金沙江流域水電開發已進入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但由于金沙江下游各大型水電站企業在異地注冊，資源開發屬地政府難以通過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獲取長期效益保障。一旦金沙江下游規劃電站建成投產運營，建設期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將隨之減弱。

　　“解決好水電開發企業注冊地與水電項目建設地之間政府稅收征管和分配問題，已是當務之急。”云南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在提交給云南省政府的提案中建議：“希望國家制定政策，從水電企業銷售電量中提取一定比例資金，轉移支付給水電站及庫區地方政府，用于移民安置補償、扶持后續發展、培育新興產業、社會事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及生態環境建設”，“從總電量中預留10%，以成本電價直供當地，作為資源占用補償，逐步推行‘以電代柴、以電代煤’，不斷減輕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只有國家制定和出臺水電開發對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更周到全面的政策，達到利益共享，責任分擔，才能將水污染防治落到實處。”段昌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