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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截至7月1日，我國生活飲用水新國標全面強制執行滿一年。

　　根據新國標，自來水廠要對106項指標進行檢測，衛生部門也應該對此進行監測。然而，目前一些地方的衛生部門甚至還未具備監測這106項指標的能力。而自來水廠的常規檢測也只有42項。

　　自來水標準是如何制定的？緣何要修改？如果常規檢測的42項指標就能保證安全，我們需要百余項指標嗎？如果不安全，誰來保證國標的落實？畢竟，我們的生命離不開水。

　　法治周末記者陳霄

　　這是江蘇省南京市民程淵第二次跟自來水水質數據“較勁”。

　　截至2013年7月1日，我國自來水新國標——《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全面強制執行滿一年。按照這一標準，我國自來水水質指標由35項提高到106項，與世界先進國家的水質標準直接接軌。

　　那么，在新國標全面強制執行的這一年里，有多少城市的衛生部門實現了對106項指標的監測？監測結果如何？自來水安全嗎？

　　今年5月上旬，程淵和他的調研團隊給全國77個大城市的衛生部門寄出了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獲知衛生部門在過去一年對自來水水質的監測信息。申請期限到來時，他們收到了11個城市提供的自來水監測數據。

　　“只有北京、山東濰坊和安徽蕪湖三地公布了自來水106項指標的監測數據。”程淵對法治周末記者說，這跟一年前他向35家自來水廠申請公開水質數據的情況相比，“結果差不多，可能略微好點。”

　　數據仍難以監測？

　　事實上，除了衛生部門，程淵他們還向77個城市的住建部門寄出了政府信息公開申請。

　　“目前看來，也不理想，最終結果還在統計中。”他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在現行的水質管控體系中，理論上應當存在三組數據，分別來源于自來水企業、自來水企業的上級主管單位——住建部門下屬的水務局以及衛生部門下屬的疾控中心。

　　相對于自來水廠的水質自測數據和自來水廠的上級主管單位的水質檢測，衛生系統的監測數據“相對獨立”，程淵解釋說。

　　程淵他們寄給衛生部門的申請表內容只有兩項：自去年7月1日強制實施新國標以來，共進行過幾次106項指標的檢測？公開上一次106項指標檢測的全部數據。

　　一個半月后，程淵和他的調研團隊共收到了30個城市衛生部門的回復，其中11個城市的衛生部門提供了自來水監測數據(北京、安徽蕪湖、廣東省的廣州和惠州、山東省的青島和濰坊、江蘇省的南京和常州、浙江杭州、福建福州及上海市)，3個城市的衛生部門(北京、濰坊、蕪湖)按請求提供了106項指標檢測數據。

　　“還有47個城市的衛生部門在政府信息公開答復的法定日期截止后仍未回復。”程淵說，而另外17個有回復但不提供數據的城市衛生部門，比較多見的回答是“并不掌握這一數據”或者“這一數據不能公開，只能內部使用”。

　　2008年正式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行政機關應當及時、準確地公開政府信息。一般情況下，對于需要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應自有關信息形成之日起20日內公開。對于申請人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如果屬于可以公開的范圍，原則上應自收到申請之日起15日內予以公開。

　　“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這些數據應該是政府主動公開的。”程淵說。

　　在去年新國標剛剛強制全面執行時，包括程淵在內的兩名南京市民就向33個城市的35個自來水廠申請公開檢測數據。

　　“當時有3個城市可以公開106項檢測數據，有效數據回復達到10%。現在從衛生部門的回復來看，自來水水質的監督很成問題。”程淵說。

　　在申請信息公開的過程中，程淵還發現有些衛生部門可能并不具備監測能力。

　　在濰坊的回復中，衛生部門提供了一個可查詢自來水指標的網站，而這實際上是一個當地水務公司提供的自來水數據，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數據并不是這家公司檢測的，而是由青島一家檢測機構檢測的。

　　“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監管部門未能提供自己的監測數據，而生產企業提供的數據是由外地機構檢測的。很可能當地并不具備檢測106項指標的能力。”程淵表示。

　　在廣東惠州的回復中，衛生部門提供了2011年委托佛山一家檢測機構檢測的數據，并且很坦白地說，目前惠州已完成檢測106項指標檢測設備的招標工作，正在安裝調試，預計7月就能具備106項指標的檢測能力。

　　但這似乎也不奇怪。據中國疾控中心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所研究員鄂學禮說，截至2012年8月，全國上千家疾控中心只有約15家可以檢測生活飲用水新國標中全部的106項指標。

　　“我們一直有誤區”

　　當年參與制定新國標的衛生部公共衛生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蔡祖根對法治周末記者說，從他所在的江蘇省來看，新國標實施以來，總體上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舉了四個體會明顯的地方，一是飲用水的保護措施貫徹落實得比較好，例如對于水源地的保護治理強化，另外江蘇的中等城市都開發了備用水源，還實現了13個省轄市的地下管網聯網等；二是自來水廠的深度處理工藝大幅提升，在2006年時只有昆山市自來水廠具備深度處理、凈化能力，現在幾乎所有規模大的自來水廠都具備了深度處理工藝；三是管網改造已排上日程；四是監測檢測更為進步。

　　關于新國標規定的106項指標，蔡祖根向法治周末記者強調，現在人們的認識往往存在一個誤區，認為所謂水質檢測，每一次都要檢測全部的106項，事實上并非如此。

　　他解釋說，新國標的106項，包括了42項常規檢測指標和64項非常規檢測指標。我國幅員遼闊，污染問題也比較多樣，在一個地方常見的污染物在別的地方未必存在，制定國家標準時是以全國范圍來考慮，因此檢測指標就比較全面，包括已出現或可能出現的污染物。

　　而實際上落實到各地，各地依據當地已存在或可能出現的污染物來對水質進行檢測監測，并不是每一次都要把106項全部檢測一遍。“在美國、日本這些國家，也不是每次檢測都要測全部指標的。”

　　根據新國標，9項指標每日檢測不少于一次，42項常規指標每月檢測不少于一次。地表水為水源地的全指標檢測一年只有兩次，地下水為水源地的只有一次。

　　蔡祖根介紹說，就常規的42項指標而言，現在縣級已經全部具備檢測能力，而像江蘇這樣的地方，省轄市、重點城市已完全具備檢測106項的能力。作為江蘇省疾控中心的主任醫師、教授，他每年都會看江蘇的水質報告，并進行實地的調研。

　　去年媒體報道自來水合格率僅有50%的消息，一度引發外界對自來水水質的擔憂。蔡祖根對法治周末記者說，他了解到的情況是，自來水出廠時的合格率應在95%以上，由于管網輸送的問題，到居民家中的末梢水端，大約會下降20%。“但憑我的經驗和我看到的資料，合格率大概在80%，絕對沒有傳聞的那么低。”

　　財政難題是瓶頸？

　　對于新國標的實施，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原環境所所長陳昌杰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目前來看執行得還是不錯，比以前有所提升。只不過因為工程量大，短時期內看不到明顯的效果，要逐步來。

　　例如城市和農村的步驟就不同。在農村，很多地方還沒有自來水，就要按照標準建立水廠為主；而在城市，因為水廠已經建立，就要按照新國標，檢測飲用水是否符合這106項標準。

　　此外，自然因素和污染因素也要區別對待。比如說河北滄州，原本就是水源含氟、含砷比較多的地區，當地人不同程度的有牙黃、牙脆，如果不加處理，長期飲用當地的水甚至會影響骨骼的健康。

　　陳昌杰表示，現在執行不力，歸根到底還是財政問題。建一個水廠需投入的費用特別高。以一個農村水廠來說，如果是供400人飲水的水廠，按照規模是個小廠，這樣一個小水廠的費用就是400萬元，更不要說大城市的大水廠所要投入的資金了。

　　“飲用水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工序，從水源地到運輸到入戶，要經歷很多環節，每個環節都要投入巨大的財力。”陳昌杰說。

　　而檢測也需要巨大的財力投入。

　　據江蘇無錫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醫師周偉杰介紹，經歷了太湖藍藻暴發事件的無錫耗資上千萬元購置了實驗設備，并引進碩士以上學歷的檢驗人員，到2009年即可檢測全部指標。每份水樣全指標檢測耗時一兩個月，耗資3萬多元，費用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擔。

　　“樂水行”活動的發起人張俊峰關注北京及其周邊的水資源已經十幾年了。他告訴法治周末記者，自己平時了解到106項檢測指標北京確實在做，由水務部門強制自來水企業在做檢測，“但誰來印證他們企業的數據呢？”張俊峰與程淵有著相同的疑問。

　　被認為相對獨立的監管第三方衛生部門，此前被外界寄予“厚望”。雖然程淵在這次信息公開申請時質疑有些地方衛生部門至今尚未具備檢測106項的能力，但蔡祖根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實際上衛生部早就下文要求每個省至少要有一個(疾控)中心具備此監測能力，在技術上要求每個省都能達到。“技術不是問題，事實上各個省也可以相互支持。”

　　張俊峰也認為技術能力不是問題，只要愿意監測，完全可以送檢。

　　他同時也對法治周末記者一再強調，現在最嚴峻的不是國標檢測項目的問題，而是高層建筑水箱二次供水的問題，這一問題一直未引起重視，但實際上在高層二次供水時受到污染的情況很普遍也很嚴重。

　　保證實行還要靠法律

　　自來水新國標在2007年頒布之后，由于各方尚未有足夠的準備，在全國強制實施是在2012年7月1日。彼時媒體報道，由于新國標直接與國際最先進的標準接軌，如果能夠完全得到貫徹落實，將實現居民家中水龍頭擰開直飲。

　　當然，這一良好愿望至今沒有實現。

　　“就標準本身，我們不比國際先進水平落后，但在實施過程中，力度上跟發達國家差很多。”蔡祖根說。

　　陳昌杰說，其實國標是一個杠杠，起到總參考的作用，而所謂的強制施行，并不是國標本身有法律性質，而只是衛生部門在監督供水部門時的一個參考，可以據此追究水廠不達標的相關責任。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燦發教授對法治周末記者也闡明了類似觀點，他說，飲用水國標是一個質量標準，任何質量標準只有和法律結合在一起才具有強制力，我們國家在國家層面上目前沒有專門的飲用水保護條例，只在水污染防治法中有一章專門談到飲用水水源與水體保護。地方上也有一些相關的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

　　現實的情況是，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涉及雖然飲用水的內容，但是各項配套措施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城市供水條例已頒布實施18年，部分內容已不能適應新的管理要求；至今還沒有專門的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和評價方法，水源水質標準仍依據水源地保護區的環境質量標準；城市飲用水安全保障相關配套政策也亟待完善。

　　在蔡祖根看來，中國缺少一部飲用水專門法律是導致飲用水標準執行不力的主要原因。“美國的安全飲用水法保障了飲用水標準的實施，也規定了各部門的職能，由公共供水機構公布水質監測信息，消費者有水質知情權。而我國飲用水有關的法律，非常分散，層次也低。目前我國沒有哪一部法律要求自來水企業或者監管部門必須公示水質數據信息。”

　　談及八成多的大城市(77個被申請城市中的66個)的衛生部門在自來水水質數據上的遮遮掩掩，蔡祖根說，有些部門可能對水質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數據不對外公開。他反對以此判斷水質可能不達標的猜疑，并坦言，疾控中心作為監管部門，在他工作幾十年來，“造假的數據是沒有的，從未發現過這種情況。但有時檢測出來不合格，不允許公開的情況是有的”。

　　按照我國的標準化法和國家標準管理辦法，國家標準的年限一般為5年，過了年限后就要被修訂或重新制定。事實上，2007年實施的自來水新國標，已經舊了，只是要現實追上它的腳步，似乎還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