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的綠萍，秋天的水葫蘆……多的時候，人甚至可以站在上面。每到這些季節，上海緊鄰外省的金山、松江、青浦的打撈任務就很重。”上海市水務局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不論是水污染突發事件，還是數年如一日的流域治理，水的流動性決定了，治水絕非一家之事。

　　“聯防聯控”被反復提及，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充滿著推諉扯皮。在這之間牽涉到不同階層、政府和民間、城市和農村、工業和農業等等利益分配的問題。責任如何分配，成果如何共享，這些問題不先厘清，后續的一切都將是空談。

　　“聯防聯控”難落實

　　縱觀歷年來重大水污染突發事件，往往會出現的情景是排污者推諉責任，受害者叫苦不迭。

　　2012年12月31日，山西長治某化工企業發生苯胺泄漏事故，直到5天之后，山西省有關部門才將此事披露出來。由于河道直接通向下游河北邯鄲等地的水源地，這給下游各市區造成極大的恐慌。

　　“各掃門前雪”的分段治理方式，往往把自己管轄區內的水環境治理好，但上游的污染源沒有截斷，污染物還在，投錢進去治標不治本。

　　各地區聯合治污也并非沒有成功的案例，2010年上海世博會清澈的水質，曾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述上海市水務局人士稱，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因為有了各省的協調機制，聯防聯控之下，上海的水質空前好。那時各地區全面支持上海。通過太湖流域管理局召開各省市協調會議，大家齊抓共管來落實。

　　“當時提出的目標是，不讓一個水葫蘆、綠萍進入到上海中心城區。為此，各地區都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從上游到上海本市，攔截強度非常大。”上述人士說，“但是近一兩年又松懈下來了，因為這不是一個長效機制。”

　　復旦大學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鄭正則表示：“巨大的政治任務壓力下，往往大家的‘小算盤’只好往后面放一放，才有局部范圍的協同效果，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他告訴本報，近年來隨著流域污染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各地方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努力，后來發現這種“零打碎敲”、各自為戰的治理方式，很難奏效。于是，各方逐步形成共識，把流域當做整體進行研究，采取對策。因此，一系列以流域掛名的機構，整治方案相繼出臺。

　　比如，2012年國家環保部、發改委、財政部和水利部聯合發布了《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15）》，指出了“十二五”水污染防治重點包括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黃河中上游、太湖、巢湖、滇池、三峽庫區及其上游、丹江口庫區及其上游等10個流域。國家環保部還專門設立“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即“水專項”）。

　　鄭正認為，目前來看，國內流域治理尚無成功案例。

　　以太湖流域為例，2011年國務院通過《太湖流域管理條例》（下稱《條例》），對該流域實行流域管理與行政區域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制，包括了江蘇省、浙江省、上海市長江以南，錢塘江以北，天目山、茅山流域分水嶺以東的區域。

　　“太湖流域的治理是有一個協調機制，它是一個省部級的聯席會議，由國家發改委牽頭，比較高層，但在省市之間，卻很難協調。”上述上海市水務局人士稱，該《條例》授予太湖流域管理局的是管理權，而非《條例》的執法主體。

　　因此，他認為，不僅要提高流域管理機構的能級，省市之間的溝通能力也要更強一些，這樣才能夠較好推進流域上下一致的協調。相比之下，目前流域的防洪機制就比較有效，往往是流域防汛任務最重省省長牽頭，召集相關省份領導開會，協調防汛事宜。

　　利益糾葛是重點

　　為什么難以奏效？這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各地方、不同部門的利益分配問題，導致以全流域為整體目標的努力實際難以奏效，歸于一點就是環境倫理問題。

　　在世界范圍內，跨區域治理流域污染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歐洲的多瑙河、萊茵河，甚至是跨越多個國家。各國最終通過討論、協商、談判的方式，明確了各自的分工，協同合作，最終治理效果非常成功。

　　以萊茵河為例，這條發源于瑞士，流經奧地利、德國等9個國家的河流，曾因為分布于河畔的工業基地聞名遐邇，但也因此飽受工業污染之痛。

　　1950年，在下游國家荷蘭的倡議下，萊茵河流經的國家瑞士、法國、盧森堡、德國和荷蘭聯合起來，組成保護萊茵河防止污染論壇，交流、討論和尋求解決萊茵河水污染的途徑。1963年，在萊茵河保護國際委員會（ICPR）框架下簽訂了合作公約，奠定了共同治理萊茵河的基礎。1987年，ICPR通過“萊茵河行動計劃”，直到2000年前后，萊茵河的污染治理終于取得成效，生態環境逐步得到修復。1980年~2000年，流域國家為萊茵河污染治理共投入了200億~300億歐元。

　　而在中國國內，從政府官員到社會各界還普遍存在一種短見，就是環境治理更多是投入，鮮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回報，導致地方在進行節能減排、環境治理方面缺乏主動性，鄭正認為，更重要的是各方利益的牽扯不清。“怎么協同，怎么調配，誰處理多，誰處理少，誰受益多，誰受益少，上下游怎么處理，怎么共享處理之后帶來的好處，不先厘清這一點，后續都是空談。”鄭正對本報說。

　　而環保倫理絕不只是道德和意識層面的問題。一方面，它體現了一個國家及其公民文明進步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可以通過經濟杠桿來平衡各方利益，并且通過完善的法制環境來配合一系列協議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