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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價調整經常引發公眾熱議，廣東省廣州市日前舉辦了一場水價辯論會，正反雙方分別就贊同和反對提高水價展開辯論。圖為辯論會現場正方代表發言。

　　今年以來，許多城市開始醞釀調整水價。特別是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進一步強化嚴格水資源征收費和取水審批管理制度后，業內預測，這將促使水價改革步伐加快，未來水價逐步上調將成定局。

　　那么，水價應該怎么調整才算合理？清華大學水業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水網總編輯傅濤認為，無論從供水成本、健康要求，還是水資源保護角度看，水價調整都應體現其資源性產品的應有價值。為保證水價公平合理，超額水費應納入水價范疇，而水資源費應在水價外征收。

　　低水價的現狀需要調整

　　水價反映其資源性產品的價值，才能真正促進水資源保護

　　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了水資源的戰略價值，今年的《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更是深化了這一點。傅濤介紹，水是一種戰略性資源，我國應把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促進全方位節水作為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

　　另一方面，我國居民用水價格成本所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例不到1％，遠低于世界銀行建議的3％～5％。低價不利于資源保護，福利性的低水價不能更好地促進使用者珍惜水資源。

　　據了解，我國成品燃油價格從10年前每升兩元多，增加到目前每升8元左右，每年平均增長約為25％。鋼鐵、土地、有色金屬等許多資源性產品的價格都處于快速增長通道。然而，同為資源性產品，我國供水價格近10年來每年平均增長約5％，低于經濟增長速度。即使加上污水處理費，居民支付的總用水費每年平均增加9％左右，也遠低于其他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增速。

　　傅濤認為，多年來，各地水價雖然有所上調，但上漲幅度不能與整體經濟發展相適應。從適應經濟發展、保護戰略性資源的角度出發，低水價的現狀需要調整，水價必須反映出其資源性產品的價值，才會真正促進水資源保護。

　　水價調整有沒有好處？

　　合理水價可促進產業調整和升級，約束城市膨脹性發展

　　水是企業生產的必需品，對于一些核心城市來說，過低的水價會吸引更多耗水性企業，不但客觀上增加了本來就緊張的水資源使用量，也不符合核心城市進行產業調整和升級的要求。

　　在我國，廣州、上海這樣的核心城市都存在水價過低的問題。以廣州為例，中國水網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全國36個大城市里，廣州水價排倒數第四。過低的水價制約了廣州市對耗水產業的擠出，而大量的耗水企業不但消耗了水資源、加劇了水危機，也阻礙了廣州從生產制造業向高端服務業的轉型升級。

　　傅濤介紹說，水資源短缺對城市整體發展的制約可以通過水價進行調節。對于核心城市而言，如果水價提升，一些耗水型企業的成本也將提高，他們就會選擇其他水價低、水資源豐富的地區發展。

　　此外，生活成本的提高，會減少涌入大城市的外地人口，這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目前存在的“大城市病”。但是，提高水價也要考慮生活困難的人群，要對已經在城市扎根的困難人群進行用水補貼。

　　什么支付方式更合理？

　　對于供水這項非全民享有、且嚴重不均等的準公共服務，采取“誰受益、誰付費”的“受益者支付”原則更公平合理

　　供水服務屬于準公共服務產品，雖然具備很強的公共產品屬性，但供水本身并不能算全民性服務。傅濤分析，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城鄉差別，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能享受到供水服務的人口只有4億多，廣大農村人口很難有機會得到這項服務；由于區域環境不同，即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供水服務水平也不盡相同。二是人群差異，高收入人群與低收入人群比較而言，前者對水的使用量相對較多。三是用途差異，供水不僅民用，也包括工業和特種用水，中國是世界工廠，低水價相當于用我國并不充裕的水資源補貼世界水資源。

　　因此，對于供水這項非全民享有、且嚴重不均等的準公共服務，采取“誰受益、誰付費”的“受益者支付”原則更公平合理。城市居民和企業在享受供水服務的同時，應該支付因此產生的成本。如果水價特意調低或持續走低，使受益者不充分支付，就意味著三種形式的額外補貼:農村補貼了城市、窮人補貼了富人、中國補貼了世界。

　　傅濤表示，“供水服務理應由享用的主體付費，并按照不同用量來劃定支付標準，充分體現公平原則。”在享有服務的群體中，并非所有人接受的服務都一樣，即不同群體的用水量有一定變化，以用量為衡量標準，多用多付、少用少付。

　　怎么優化階梯水價體系？

　　把超額水費納入水價范疇，以平衡整體水價和基礎水價

　　傅濤提出的水價“受益者支付”與“階梯水價”概念相似，在各地水價調整計劃里，施行階梯水價也成為首選方式。

　　傅濤說，階梯水價有利于促進用水公平，因不同級差的超額水費，應納入整體水價范疇以平衡水價。他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介紹，在北方城市，三口之家每月用水量在13噸～15噸之間；即使對于南方人來說，三口之家每月正常用水量也應該在15噸左右。

　　中國水網曾對8個實行階梯水價的城市用水基數進行統計，每人每月用水量為5噸左右。其中，廣州和深圳設定四口之家的基本用水量均為22噸，平均每人每月為5.5噸。

　　由此看來，價格調整對于基礎用水量之外的部分影響較大。傅濤認為，真正貧窮的人群一般不會很浪費水，因此也很難被執行差額水價。對于這一類群體，政府應采取相應的補貼。施行階梯水價時，“收益者支付”必須與對“低收入者的保障”同步實施。

　　同時，因為階梯水價采取超額用水累加計費的方式，超額用水部分漲價水費的歸屬將成一個討論話題，這也成為公眾關心的焦點之一。傅濤說，這部分費用的使用一定要透明、合理，否則容易引起公眾誤解。但是，國家有關政策并沒有對此明確規定，各地政府對于超額水費歸屬的處置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深圳的超額水價由政府用于節水等公共開支。對于即將實施階梯水價的廣州市，1月29日正式進入立法程序的《廣州市水務管理條例》中，規定了供水過程中加價收費資金的管理方式:超過基本定額標準的加價收費，由供水企業在收取水費時代收，全額上繳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用于改水、節水的相關工作。

　　傅濤認為，如果階梯水價的超額部分放在水價組成之外，相當于政府財政從在本來就很困難的供水價格又抽取了一部分費用，客觀上減少了水價的總體收入，必然抬高基礎水價。雖然，目前國家現有的政策文件沒有明確此部分收費的歸屬，但是為了防止居民水價提高過快，對超額用水采取累加收費應納入水價調整，以平衡整體水價和基礎水價；政府用于改水、節水的相關工作的費用可由財政另行解決。

　　水資源費為何該單獨收？

　　水價附加了非“價格”內容，水資源費計入水價客觀上提高了水價，不利于水價調整

　　雖然水價上調是大勢所趨，但我國目前調價仍處于困境。傅濤認為，水資源費計入水價，客觀上提高了水價，不利于公眾了解真實的水價，建議在水價外征收水資源費。

　　我國目前的水價因附加了很多非“價格”內容，在一定意義上，并不能反映真正的供水價格，也不能讓公眾真正了解水價上調的增長因素，供水整體價格的增加因此遭受更多民意阻力和公眾質疑。

　　傅濤介紹，目前城市水價由四元結構組成，即水資源費、水利工程供水價格、城市供水價格和污水處理費。水資源費標準由政府確定，不需要按照價格進行聽證和成本管理，最終進入政府財政。污水處理費屬于環境水價，一般也由供水公司代收，后進入地方政府財政。嚴格來說，污水處理費不是一種價格，卻是水價部分里硬性的增長內容。在水資源費仍然歸入水價征收時，其上漲必然要求水價相應上調。

　　水資源費作為一種以水資源保護為目的的行政性收費，在一定意義上，相當于水資源稅，其計入水價，有兩個主要問題:客觀上提高了水價，不利于水價調整，也不能強化水資源保護的目的；事實上造成了供水企業的重復交稅。因此，傅濤建議，將水資源費從水價中剝離出來，單獨征收。他說，單獨征收水資源費不僅可以強化這部分費用于水資源保護的目的，也可以進一步明細水價內容，讓水價整體變小，減輕水價上調的民意阻力，解決供水企業重復交稅問題。

　　相關鏈接

　　2002年～2011年底，北京、上海、廣州、深圳4大城市水價(含供水價格、水資源費等，不含污水處理費)均逐步走高。從整體調整幅度來看，2011年與2002年相比，北京、上海、廣州、深圳4市自來水價格分別上漲48％、58.25％、46.67％、53.33％，廣州、北京的水價調整幅度相對較小。其中，北京在2004年和2009年有兩次水價上浮，上海在2008年和2010年有兩次水價上浮，深圳在2011年進行水價上浮，廣州在2006年時有一次水價上浮，然后水價至今未上漲。目前，四地水價每立方米分別為:北京2.96元、深圳2.3元、上海1.63元、廣州1.32元，最高價格是最低價格的兩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