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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

　　如果反過來理解出自《呂氏春秋·盡數》的這句成語，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湖泊的治理相對于其他水資源，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可能更加重要和急迫。

　　淡水湖泊與地方經濟發展和產業布局等緊密相連，其水資源更加易于獲取，更加呈現靜態，且湖區周邊的居民較多、城市發展水平高、產業集中度高、污染相對較重，更能吸引公眾的關注度。

　　位于南京的中國科學院地理與湖泊研究所，是中國唯一從事湖泊科學研究的國立科學研究機構，一直致力于研究和解決全球范圍內的湖泊問題。所內學者專家的身影在中國絕大多數湖泊都出現過，不僅有太湖、滇池、巢湖、鄱陽湖、洪澤湖等著名淡水湖泊，也包括了人跡罕至的青藏高原湖泊等。

　　中國湖泊總面積約91019平方公里，總的儲水量約7077億立方米，其中淡水儲量2249億立方米，占全球淡水湖泊總儲水量的0.17%，占中國陸地水資源總量的8%。

　　事實上，湖泊以及周邊的濕地，會對局部性氣候產生重要影響，甚至，有地球之“肺”的稱呼，而湖泊、水庫等相對靜態的水資源也被定義為重要的戰略性儲備資源。

　　但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肺”已經染上了“病”，出現了富營養化、水質污染、生態退化、淤積、快速消失、咸化等多種“病毒”，其中，影響最嚴重生理表現是污染和水質下降。

　　就中國湖泊環境的現狀和治理，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吳慶龍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吳是中國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一直致力于湖泊生態學的宏觀和微觀領域研究，曾擔任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也在諸多國際機構任職。

　　中國湖泊水質沒有根本好轉《21世紀》：中國目前的湖泊，總體上處于什么狀態？

　　吳慶龍：地湖所在湖泊的研究和治理上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數據，我認為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大部分湖泊富營養化水平居高不下，湖泊水質沒有根本好轉。

　　近些年來，中國湖泊環境治理的力度加大，總體上湖泊水質惡化的趨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但是湖泊富營養化水平和湖泊水質沒有根本好轉，特別是在經濟較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盡管水資源豐富，但是大部分的內陸水體富營養化趨勢明顯，一些重點湖泊的富營養化水平居高不下。

　　例如，目前長三角湖群總體富營養化嚴重，大于10平方公里的湖泊全部為富營養湖泊，而且多數湖泊全湖全年均處于重度富營養狀態，湖泊水質基本上屬于IV-V類水，其中總氮超標尤為顯著。

　　二、復合污染問題凸現。

　　一方面，水體的富營養化趨勢并未得到遏制；另一方面，近年來其它各類污染物如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等污染則持續增加，區域性的復合污染凸現。

　　在中國南方的某些河湖水網區域，檢測到的有機氯農藥達到18種之多，沉積物中檢測到的各類有毒有害物質多達180余種，潛在的生態風險不容忽視。富營養化的湖泊和水庫，因為藍藻水華等衍生的各類污染物質往往和其它污染物一起形成復合污染，并表現出有機污染與無機污染并存、常規污染與新型污染交織、生態風險加大、水產品污染導致潛在的健康風險等顯著特征。

　　三、水質性缺水嚴重、城鄉飲用水水質安全難以保證。

　　由于普遍存在的水體富營養化和水質污染，水資源較為豐富的長、珠三角和閩東南地區出現了嚴重的水質性缺水，水質安全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對于采用集中供水方式的城市和鄉鎮，水源水質無法得到保障，大多數湖泊的水質達不到飲用水源的標準。

　　而一直以來被認為是重要戰略水源地的一些水庫或者湖泊，近年來，富營養化趨勢明顯。在廣大農村地區，飲用水的水質狀況更是令人擔憂，由于湖泊及河流的污染，飲用水的水質問題已經成為威脅農村飲水安全的首要問題。

　　溫帶深水湖泊治理需20年《21世紀》：地湖所幾乎參與了中國不同類型湖泊的研究和治理，這些湖泊為什么會顯示出不同的效果。

　　吳慶龍：不同湖泊的生態系統結構及其所處的區域環境決定了一個湖泊環境治理的獨特性。

　　總的來看，湖泊污染途徑多樣，污染趨向區域化，控制難度加大，例如污染物河網擴散，面源污染加重；污染物相互轉移，污染區域化凸顯；工業布局不合理，污染源與途徑多樣化；農村環境保護極其薄弱，農業生產過程環境管理缺失，治理力度遠落后于城市，加大了湖泊面源污染治理的難度。

　　比如，太湖、鄱陽湖和滇池的形成機制不同，水體換水周期不同，區域的環境條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污染狀況各不相同，因此在開展湖泊污染治理時顯示出不同的效果。

　　以鄱陽湖來看，其本身是一個過水型湖泊，流域上面來的污染物質在湖泊內部的滯留時間較短，流域上的污染得到控制后，湖泊環境的改善相對快一些，短時間內的效果可能明顯一些；而滇池的換水周期較長，湖泊內部存在的污染物較多，即使在外來污染得到了控制的情況下，湖泊環境的改善和生態系統的修復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國際上一些溫帶深水湖泊的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往往需要20年左右的時間才能恢復到較好的狀態。

　　不過，相對于大型湖泊環境治理的復雜性和難度，小型湖泊的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在短時間內的效果要明顯一些。

　　《21世紀》：新一輪太湖治理至今已有7年。實際上，太湖從1990年代起國家就開始治理了。中國的湖泊治理，是一個持久仗么？

　　吳慶龍：對于湖泊的治理，全世界范圍內都認為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任務。無疑，我國的湖泊環境治理與生態恢復也是一場持久仗。

　　我個人認為，這主要由幾個因素決定。第一，我國的經濟還處在一個快速發展階段，人口、資源與環境之間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即使是企業的污染排放達標，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某個區域的污染物總量還會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必然導致區域內的湖泊等生態系統面臨持續的污染等影響。

　　其二，湖泊流域生態環境的復雜性導致湖泊環境治理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特別是一些流域面積較大的湖泊往往涉及到不同行政地理單元，湖泊污染趨于復雜，因而在污染控制和環境管理上面臨諸多挑戰。

　　三，湖泊環境的改善有賴于湖泊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的恢復，即使在外來污染得到了控制的情況下，湖泊環境的改善和生態系統的修復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例如德國的博登湖和日本的琵琶湖在外來污染得到了根本性控制的基礎上，耗費了20年左右的時間才得以恢復昔日的良好生態環境。

　　流域內應聯防聯控《21世紀》：回到治理上，如果從宏觀角度看，你有什么對策和建議？

　　吳慶龍：湖泊治理涉及方面很多，從我們的實踐和研究看，有幾個方面供參考。

　　首先，必須在經濟發展或者GDP的增長與國民對優良生態環境的需求之間取得一個良好的平衡點，不斷地下大力氣去改變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加快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轉型，同時密切關注污染企業搬遷和轉移可能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尤其是那些生態環境尚好的湖泊流域。

　　其次，要把湖泊流域或者區域的科學發展納入此地區政府政績的考核中，實施可持續性的發展戰略，完善城鄉和區域環境管理，特別是重視農村環境的治理，推行區域或者流域內的聯防聯控和生態補償機制，有助于湖泊及其流域環境的持續改善和管理。

　　再者，盡管我國湖泊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在西方上個世紀60-70年代也出現過，但是中國湖泊面臨的人口、資源及環境壓力更加突出，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因此需要更加高度關注該湖泊環境質量和保護問題，制定更加嚴格的環境質量標準、環境法規，并切實得到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