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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部18日剛剛對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血鉛超標事件作出處理，廣東省河源市紫金縣又爆出一起血鉛超標事件，截至19日已發現有136人血鉛超標，其中達到鉛中毒判定標準的有59人。安徽懷寧，云南鶴慶，湖北崇陽……今年以來，各地發生的血鉛超標事件，大多“禍”起重金屬污染。（綜合近日媒體報道）

　　對德清血鉛事件，環保部門的處理意見是：對湖州市實施全面區域限批，取消湖州市德清縣生態示范區資格——環保部還強調：今后凡發生重特大鉛污染事件的一律嚴懲。據稱，還將建立重金屬污染責任終身追究制。

　　這樣的處理，看似嚴厲，但能遏制類似事件的重演嗎？現實讓人很難樂觀。一連串的血鉛超標事件，幾乎都在“懲治”聲中屢治屢犯，可見，懲治未能阻止悲劇的重復上演。也就是說，這種事后的懲治，根本遏制不了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污染沖動。而且，相比污染所得的巨大利益，“實施全面區域限批”和“撤銷生態示范區”并沒有多大的威懾力。在問責制很不完善、少有官員受到問責的大環境下，所謂“重金屬污染責任終身追究制”聽起來更像是一句空話——請問，造成332人血鉛超標的德清血鉛事件中，哪個官員被問責了？眼前都不問責，還談什么“終身追究制”？

　　近來發生的一系列危害嚴重的污染事件中，環保部門只是被動地疲于應對，缺乏主動的出擊。現實治理的疲軟，不禁讓人懷念起前幾年那幾波讓企業震懾、讓政府尷尬、讓媒體關注、讓公眾叫好的“環保風暴”。

　　2005年1月，原國家環保總局宣布停建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等13個省市的30個違法開工項目，并指出要嚴肅環保法律法規，嚴格環境準入，對于違規項目“發現一個處理一個，發現一批處理一批”。由此刮起第一場“環保風暴”。第二年，原環保總局決定對不符合受理條件的、投資額達2183億元的56個項目“不予受理”,對投資額達7746億元163件項目申請作出不予批準或緩批的決定。此后，又接連對一批污染嚴重的工業園實施“流域限批”和“持牌督辦”。一連串的“環保風暴”，不僅引起了輿論對環保的關注，也震懾了一些污染企業和地方，提升了環保部門的權能，使其從一個低調部門成為一個強勢部門。

　　當然，也有不少人不喜歡環保風暴，認為這種風暴式的執法有兩大問題：其一，過于依賴行政權力，而不是法治；其二，短期內、間歇性的運動式執法，缺乏制度化。種種原因之下，2007年之后，“環保風暴”逐漸淡出公眾視野。

　　我倒認為，“環保風暴”雖然依賴行政權力，可其并沒有逾越法律的底線；同時，運動式執法并不必然與制度化相悖，相反，許多制度創新，比如“區域限批”，就是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在污染事件頻發、環保制度尚不健全的當下，需要有足夠的威力去震懾那些麻木的地方和企業。

　　報道說，面對輿論強烈譴責，這一次浙江、廣東環保部門已準備關閉當地百家鉛酸蓄電池企業，這正是刮一次環保風暴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