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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春節前，南方周末與環保組織創綠中心聯合發起了“回鄉測水”行動。而在此前的2013年，數家NGO已發起了民間自測水質的浪潮。面對種種質疑和阻力，各家NGO遭遇了不同的命運。

　　共同的擔憂

　　26歲的王華要當爸爸了，妻子在老家待產，這讓他愈發擔憂家鄉的水質。在廣東興寧，因為附近的染料廠，家門口的那條河流時刻變換著顏色。

　　山東滕州的王家標和上海的張喆也有類似擔憂。2012年夏天，王家標聽說附近香料廠將廢水不外排，而是灌入地下。張喆對氣味特別敏感，她覺得上海的自來水有時候有味兒，很早就裝了凈水器。黃浦江漂滿死豬的那段時間，她后悔沒把家里都裝上凈水系統，只好將淋浴頭換成了帶濾芯的型號，可依然覺得“蠻惡心”。

　　他們都曾嘗試解決這種擔憂。王華想找權威的第三方機構檢測，但不知道找誰，需要多少費用。王家標在環保部和縣環保局的網站上投訴過香料廠，石沉大海。覺得有味兒時，張喆去查找數據，沒有即時數據。

　　擔憂開始蔓延，“上海的水質管理算領先了，假若上海（水質）有問題，全國應該很嚴重。”張喆說。她過年回老家杭州，覺得水也有味兒。

　　政府人員似乎也無法逃脫這種擔憂。陜西省丹鳳縣位于南水北調水源地上游，馮旭紅在縣國土資源局工作，他向職能部門索要水質數據，得到的回復是，公布的數據都是合格的，可托私人關系測，但不會出具書面結果。

　　在城鎮，自來水水質信息有的不公開，公開的合格數據又難以讓人信服。而在農村，可能連檢測都沒有開展。江西萍鄉的何倩（化名）在環保局上班，她也一直擔心老家的井水，因為“環保部門只檢測集中式的水源地，沒有關注農村分散的水源”。

　　這個春節，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從南水北調的水源地上游到東線工程的微山湖，從甘肅農村的地窖到上海浦東的水龍頭；從農民工到大學生，從醫生到環保工作人員——這些擔憂水質的人參加了南方周末聯合環保組織創綠中心發起的“回鄉測水”活動。共有192位志愿者報名，至截稿日，提交了來自20個省份的35組飲用水、12組地表水數據。

　　“回鄉測水”使用的測水包由創綠中心開發。“我們在農村的調研中發現，需要快速有效地了解當地的水質信息。購買一些快速檢測工具后，我們積累了豐富的使用經驗。”創綠中心工作人員何珊說。

　　測水包括飲用水和地表水兩種。其中地表水測水包的指標包括：pH值、氨氮、總磷、CODMn、銅等五種重金屬。飲用水指標包括：pH值、硬度、余氯、硝酸鹽、亞硝酸鹽、鉛、細菌。對于這些指標，中國疾控中心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所研究員鄂學禮認為可以滿足民間測水的需求。

　　測水包的操作很簡單，懷著緊張的心情看到幾項指標均合格后，張喆“如釋重負”。馮旭紅也終于有了自己的數據，作為政協委員，2014年2月8日，他將檢測結果寫入了政協提案，名為《加強丹江水質保護監測的建議》。

　　民間測水興起

　　除了測水，馮旭紅還一直想沿著丹江走一走，統計排污口。他并不知曉，這是環保組織一直在做的行動，而民間測水也早已展開。

　　測水包早已派上用場。在“淮河衛士”霍岱珊的記憶中，2004年就有日本的環保志愿者提供快速檢測包來測水。2012年，中國地質大學蔚藍環保社的劉思澤在“青年水衛士培訓”的項目中檢測了北京郊區的水，身為文科生的他感到很新鮮。

　　雖然同學們都想測測學校的水質，因為熱水房打的開水“有很濃的鐵銹味道”，同學們都花錢喝桶裝水。可是，劉思澤再也沒有過測水機會。

　　相對于“我為祖國測空氣”帶來的政策推動，在自然大學發起人馮永鋒看來，測水行動雖然開展得更早，但只是零零散散的鋪墊，推動力還不大。

　　隨著民間自測意識的高漲，2013年，民間測水行動迎來了一個小高潮。

　　2013年8月11日，阿拉善SEE“念水大使”任志強帶隊到長江重慶段某排污口探訪，并使用測水包快速檢測。“測試的結果，重金屬含量嚴重超標。”任志強的這條微博被轉發了2019次，引起了政府和媒體的強烈關注，排污企業攀鋼釩鈦的股票于次日臨時停牌。

　　“從那以后，活動才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吸引了五萬多公眾參與。”阿拉善SEE公益機構項目官員吳爽說。

　　那個8月，環保組織“曙光環保”和一家企業合作，也開展了長沙、株洲、湘潭三市的水質檢測。共收水樣438份，對166份具有代表性水樣進行了檢測。“所有送水的人都是對水不放心。”組織者劉曙說，“有個人說‘我孫子才五歲，不能喝有毒的水’。”

　　“曙光”的測水活動是“中國水安全計劃”的活動之一，這個計劃由媒體人鄧飛等人在2013年4月聯合發起，馮永鋒也是發起人之一，他說測水是計劃的重要組成，湖南的“曙光”和天津的“綠領”將分別成為“中國民間飲用水檢測中心”和“污水檢測中心”，以承擔民間環保組織對于檢測的需求。

　　一些公司也加入了測水的行列。2014年春節，阿里巴巴組織了員工回鄉測水活動。“我們一開始以為只有一百多人參加，最后居然有七百多人報名。”阿里巴巴社會責任部的鄭玥說。

　　倒逼信息公開

　　雖然受到公眾的擁戴，民間測水也一直備受壓力。

　　“綠領”曾計劃邀請“癌癥村”村民送水樣來檢測，但迫于當地政府壓力，活動臨時取消。“他們甚至直白地說，做（測水）很贊同，但天津不要做，其他地方可以。”“綠領”負責測水項目的朱清說。

　　劉曙這個春節都沒有過好。2014年1月10日，他們公布了長株潭三市166份飲用水水樣監測結果：長沙合格率為100%，湘潭為99%，株洲為77.5%。結果引來網上的一片罵聲，說他們捧長沙黑株洲、為了推銷凈水器而測水。

　　株洲市環保局回應稱，如此檢測未按國家規范，無法保證過程與結果的公正性。株洲自來水公司則提出要打官司。

　　缺乏資金和技術人員，檢測資質是民間測水的短板。“曙光”沒有監測儀器，劉曙極為擔心的是，受株洲案例的影響，合作的測水企業受到了壓力，也許不愿再次合作。“綠領”也只有一臺價值5萬的水質檢測儀，和專業檢測比較，成本雖然略低，但是檢測一個水樣的成本也要100元。

　　如果測得不準，民間測水的意義何在？“以不專業撬動專業，說我們不準，也得拿出準的數據來辯駁。”馮永鋒認為只有獨立檢測，才能倒逼信息公開。

　　“出現了問題，我們愿意配合共同檢測。有問題整改，沒有問題，我們特別高興，還老百姓心安。”在和株洲自來水的座談會上，面對十幾位水質專業人員，22歲的劉曙如此說道，她自知自己“談技術談不贏”。

　　官司沒有打成，雙方達成協議，以后發布通報，要經雙方審核。此后，株洲當地媒體也告知公眾哪里可以查到水質信息。

　　相較壓力，給予朱清和劉曙動力的是一群科研人員，他們私下幫忙檢測，甚至給環保組織人員提供培訓機會。可是他們都不愿具名，更不愿透露自己的單位。

　　“理想的民間測水模式是民間與政府結合，業余和專業合作。民間環保人士有熱情無專業技能，與專業環保人士的結合，使得測水活動獲得的初步數據，可以在正規的科研機構中得到驗證。”科學松鼠會成員田不野說。

　　環保組織內部也有分歧，有的環保組織想建立專業的實驗室，有的則倡導簡易的測水包。不過，他們共同在做的則是教育公眾：水質指標的含義、如何采集和保存水樣。

　　PM2.5已婦孺皆知，但公眾對水質指標尚不了解。伴隨民間測水，更多人開始主動了解水。回鄉測水時，阿里巴巴的員工謝斌甚至翻出了地方志，研讀水的那部分。王華在家測水時，媽媽對這高科技的東西很好奇。王華看了看檢測結果，說：“沒有檢出鉛，我們喝這樣的水不會變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