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達國家200多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水資源與水環境問題，現階段在我國集中顯現出來。有國際組織甚至斷言：“中國解決了溫飽的貧困，但解決不了缺水的貧困。”全國669個城市中有400個“喊渴”，32個百萬以上人口大城市長期缺水；世界人均水資源占有量是7700立方米，而北京人均不足200立方米，甚至不如以干旱著稱的中東、北非等地區……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牛汝極提供的一串“水賬單”，著實讓人“一看嚇一跳”。而他接下來的一番表述，則更加令人心生隱憂：全國七大水系一半以上河段水質污染，35個重點湖泊有約20個嚴重污染，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嚴重，50%以上城鎮的水源不符合飲用水標準；我國單方水GDP產出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3，農業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數大多只有0.4，不足發達國家的一半水平，而萬元工業增加值耗水量卻高達116立方米，是發達國家的2至3倍。

　　水資源短缺、水污染加劇和水浪費嚴重，已經成為當前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最嚴重問題。牛汝極委員就保衛水資源、防止水污染連發三問———

　　發展與環保真的難平衡嗎？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一些地方政府不顧水資源約束和水環境容量的極限，也不顧企業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投資少、見效快、獲利多的項目就爭相上馬，以求短期內提高地方GDP。

　　“被污染的水資源背后，是被污染的政績觀。”牛汝極不禁要問：為什么有的人今天可能因為污染而受處罰，但明天就有可能因為“高代價的GDP”而被提拔？盡管我國水污染的事件時有發生，但真正被追責的又有多少？“水是發展的一面鏡子，以水為‘鏡’，不僅能照出環境污染與否，更能照出政績觀正確與否、發展觀科學與否。”

　　“政績觀的改變單靠教育和倡導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強有力的約束機制。”牛汝極建議，盡快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體現生態文明建設狀況的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大幅增加考核權重。

　　水資源管理體制真的難改嗎？

　　“水危機一天天在逼近，但相對于水危機，那些墨守成規、不思變革的水資源管理思維和方式更危險。”在牛汝極看來，我國“九龍治水”的水務行政管理體制早已飽受詬病，其中流域的綜合管理體制改革是“當務之急”。

　　牛汝極指出，一直以來，長江流域的各級政府對發展的過度追求和各自為政，正在讓我們不斷付出代價——長江上游已成為水電集團和地方政府爭奪水電資源的戰場；長江中游區域發展戰略和重化工產業布局層層加碼，水環境不斷惡化；長江下游生態負荷過載，水污染成為常態。重新構建長江流域綜合管理體制，不是權力的再分配或簡單的“部門擴權”，而必須由中央牽頭，在國家層面探索加強跨部門、跨區域的協調機制，盡快扭轉條塊分割、各自為政、多頭管理的“治水亂象”。

　　實施節水的障礙真的難越嗎？

　　“我國嚴重缺水，但更缺乏全民的節水意識和節水措施。”牛汝極舉例說，北京階梯水價提出多年，但總在強調實施困難、成本高昂而始終未見行動，相反卻寄希望于成本更高、難度更大的龐大的南水北調工程供水。國家要求在2015年年底前，所有設市城市原則上全面實行居民階梯水價制度，如果節水意識和節水措施不發生根本性轉變，節水文化不能夠建立并成為公民道德建設規范以警醒世人，又有多少“寶貴南水”可以“永續北調”？恐怕節水型社會建設也只能成為泡影。

　　“水，看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實則承受力有限、危機四伏。面對寫滿‘赤’字的中國水賬本，要堅定地守住水資源紅線，不要讓我們的眼淚成為最后一滴水！”牛汝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