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初，風雨雷電。隨時可能遭遇的“看海”，讓各大城市惴惴不安。這兩天，又一個大都市被突襲，它叫深圳。
6年一遇的暴雨，一巴掌把深圳“拍暈”。300處道路積水，5000公交停運，2000汽車被淹，80趟動車停運。
各大城市自嘲“逢雨便看海”，多少有些戲謔之言，阿Q色彩。惟有深圳，不可以。
因為深圳是中國最年輕的大城市，它的年紀，甚至比80后都要小。它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窗口，但我們也可以視它為中國城市發展的“樣本”。每個城市，因為一把復雜的發展史，可以把“排水管道”的問題推給歷史沿革，然而，深圳沒有。
這個城市，只用了30年時間就躋身中國四大“一線城市”，1900平方公里上已經聚集了1800萬人口，它是一代人真實的“中國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活標本。它沒有歷史可以“推諉”——然而，它還是淹了。
不只這次，3月底，一場暴雨也讓它不堪一擊。又不只3月，2013年的10次地陷，6人喪生。深圳，這個中國最年輕的城市，它本是徒手起家，白紙易畫，但一場暴雨，現出了它年輕身體上的累累傷痕。
職能部門解釋，深圳的排水系統照蘇聯模式設計，高寒模式本來就不適合多雨南方。這30年來，累計修了13700公里下水道，不過標準都是一年一遇。
假如我們一直沿用深圳在全國城市中的“樣本”意義，那也不妨從這兩條理由中，分析中國城市管理的通病。
深圳臨海，不但多雨，且多臺風，蘇聯的高寒少雨模式怎么可能適合這里？這種道理，普通人都想得過來，決策者怎會想不過來，即使一個人想不過來，專家、民眾，經驗者聚攏在一起，怎會想不過來，但這樣的決策究竟變成了現實，而且，不是一場暴雨，我們竟從不知曉這樣的決策——一個城市的決策，究竟應該是怎樣的，究竟應該以怎樣的程序，履行怎樣的規則，公開到何種程度，分配怎樣的責任與義務？
再者，30年1萬公里的下水道，不能說歷任城市當家人不重視排澇，但一年一遇的規模，只能說這份重視太過小心翼翼。當然，在深圳這樣的都市，要修巨型下水道的話，每修一公里造價2億元，修100公里就可以造4座樓王“京基100”，這實在不是隨便的手筆。更何況，如果不連網，或不下暴雨，這幾百上千億就沒有派上大用場，沒有人知道。地方當家人，五年一換屆，我們上哪里去找足夠的動力，驅動長官們熱衷于做看不見又費長時的事，比如修下水道，比如建城市科學管理體系？
解剖深圳標本，總病癥一個字：“快”。城市發展實在太快，而人跟不上，管理跟不上，體制跟不上，連下水道，老天爺都跟不上。如今暴雨沖出深圳之“快病”，曾立志為中國“體制改革”探路的年輕城市，不知能否借此一解城市管理之通病，方不負“標本”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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