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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基、生態之要。水域占據地球表面積的71%。當前，人們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到霧霾上，卻忽視了污水圍城。

　　2015年4月16日，國務院正式下發《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共計十條35項舉措，即大家熟知的“水十條”。計劃提出，到2017年，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建成區污水要基本實現全收集、全處理，河面無大面積漂浮物，河岸無垃圾，無違法排污口。今年已臨近尾聲，記者了解到，全國環保督察正在進行中，水污染治理考核究竟會帶來怎樣的答卷？如何解決水污染防治所面臨的難題？

　　“有水皆污”待改觀

　　“泱泱大國，意為廣闊水域中的中心，以水比喻國家蓬勃的氣勢和博大的胸懷。作為泱泱大國的一員，我們必須要面對，如何與水和諧相處。”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年躍剛在接受《經濟》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的經濟依舊在以世界矚目的速度增長，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對生活質量要求也在上升。“我們會更關注吃得更安全，用得更健康，這些都離不開水，水安全關乎國家安全。”

　　但首先擺在發展面前的是水資源匱乏問題。總量多，人均少，時空分布不均是我國水資源的現狀特點，且全國城市中有約三分之二缺水，約四分之一嚴重缺水。地表水缺乏，就連打井取水的方式在華北、西北地區也成為問題，那么這些水資源都去哪里了？年躍剛對記者解釋，提及生產生活使用的淡水，很多人會認為它們來自江河湖泊與濕地，其實更多的淡水來自幾千米高的山峰、幾千米深的地下，甚至是遙遠的北冰洋與南極，可見水資源十分稀缺。而另一方面，為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不得不超負荷使用水資源，即使有河流資源，也是有水皆污。藍藻爆發、水葫蘆叢生等水污染事件頻發，嚴重影響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因此水與經濟發展的緊密性與緊迫性也在考驗著國人的智慧。

　　“水資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性、先導性、控制性要素。長期以來，我國用水方式比較粗放，水資源短缺和用水浪費并存，生態脆弱和開發過度并存，污染治理和超標排放并存。”水利部部長陳雷曾表示，必須節約集約利用資源，發揮水資源管理紅線的倒逼機制，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經濟布局優化，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水資源和水環境承載能力相協調。

　　“水十條”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在接受《經濟》記者采訪時表示，水短缺、水災害、水污染等水安全問題日益給人類的生活和健康帶來威脅，水安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供水安全，它與經濟安全、食品安全一樣，是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環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積極開展水污染防治工作，需要明確好各部門職責任務，形成政府、企業、民眾組合出擊，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興水利、除水害，事關人類生存、社會進步，歷來是治國安邦的大事。為了更好地解決民眾的生產和生活用水問題，改善水資源分布不均現象，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正在發揮應有的作用。日前《經濟》記者從北京市自來水集團獲悉，以北京市為例，北京的供水水源主要包括本地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以及來自丹江口水庫的南水北調水源。據悉，“南水”日取用量約占北京城區日供水量七成。自2014年底“南水”進京，首都供水安全總體平穩，自來水水質優良，緩解了水資源供給矛盾。

　　各地治理特色

　　2007年江蘇太湖藍藻爆發，為水安全敲醒警鐘。經過十年如一日的治理，湖體水質明顯改善，更重要的是，無錫市借此次水污染事件，痛定思痛，首創河長制，并于2007年8月推行。之后該制度走出江蘇，逐步拓展至云南、河北、安徽、湖北、貴州等地。2009年6月，在我國推行河長制及其所取得的生態、經濟效益的基礎上，時任環保部部長周生賢表示要在全國江河湖海治理中推廣這一經驗。2016年12月11日，《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正式出臺，標志著“河長制”的制度化轉變，并由點及面地在全國全面推廣開來。

　　河長制是完善水治理體系、保障國家水安全的制度創新，以強化監督、嚴格考核為支撐點，建立健全河湖管理保護的監督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拓展公眾參與渠道，讓人民群眾不斷感受到河湖生態環境的改善。

　　今年7月，北京重磅“加碼”，進一步全面推行河長制工作方案，首次明確河道治理“黨政同責”，河長工作任務也由原來僅負責河湖周邊環境擴大到整個流域內的污水治理，并實行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北京市海淀區水務局工作人員向《經濟》記者表示，按照“三清、三查、三治、三管”的工作職責，全區各級河長積極主動開展河道巡查。河長需持續對所管河道進行巡視，主動協調解決河道及河道周邊環境存在的難點問題。各街鎮在河湖管理和保護上主動擔責、主動作為，主動在社區（村）中宣傳水環境治理，積極探索整治轄區內水環境問題。下一步，海淀區將繼續深入落實河長制，強化各級河長責任擔當意識，嚴格落實考核問責制度，細化工作職責，廣泛動員社會參與。

　　浙江河道眾多，水資源豐富，治水素以雷厲風行、積極進取為譽，五水共治也成為全國模板。去年，浙江省走出國門，受世界銀行特邀進行農村治水經驗介紹。為此記者找到浙江景陽生態養豬場老板王志康，他所在的衢州市龍游縣是全國有名的養豬大縣，各村環境污染很大，空氣污濁，污水橫流，縣內河流隸屬錢塘江上游，一旦河體污染會給下游群眾生產生活帶來影響。“為了改善水質，當時政府下了很大決心，拆掉很多臟亂差的違建豬舍，建起生態景區，并為我們養殖戶提供保險支持與政策補貼。為了防止出現病死豬投河行為，由政府搭橋，農戶與生物焚化公司合作，科學化集中管理，改善養殖帶來的環境污染，有政府兜底保障，農戶也就沒再向黑市售賣病死豬的情況。”

　　常紀文表示，水環境治理是國家生態可持續健康發展的保障，在相關政策推動下，各地紛紛進行試點改革，水治理產業市場容量迅速擴大，眾多企業開始進入該領域。

　　據中國水環境集團董事長侯鋒介紹，2014年8月，公司通過向貴陽市政府投標，成為南明河水環境綜合整治項目的社會資本合作方。該項目投資28億元，歷時兩年，新建再生水廠56.5萬噸/天，存量改建50萬噸/天，及配套管網建設，為南明河生態補水45萬噸/天，污泥處理及資源化700噸/天，將黑臭河變為了水清岸綠的生態河，帶動投資、旅游、環境發展，讓老百姓享受到生態文明建設成果。

　　關注水域生態處理

　　水利部數據顯示，從我國供水結構來看，地表水源供水量占總供水量的81.3%，河流湖泊是重要水源。截至2017年6月底，全國地表水343個不達標的控制單元中，325個編制實施了達標方案，涉及重點工程7937個，投資6674億元。

　　我國因水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占GDP的1.5%。今年上半年，環境保護部向媒體通報了《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重點任務進展情況。整治黑臭水體是熱點話題，按照已公布的數據顯示，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2100個黑臭水體中，完成整治工程的有927個；重點城市（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681個黑臭水體中，完成整治工程的有348個，占51.1%。

　　對于能否完成年底預期任務，在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宋乾武看來，似乎是個敏感話題。“雖然現在環保抓得很緊，但差距還特別大。上千億資金的投入，多方參與，在真正實施過程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宋乾武表示，用兩年的時間解決30多年經濟發展積累的水污染問題，節奏過快，水污染治理還需要重視專業技術與科技的應用。

　　“蛋糕太大，只顧著搶蛋糕而忽視治理難度的投機者居多，治水污染觀念有待提升。”北京佳業佳境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黃建軍簡明扼要地說。

　　“水污染治理項目一般會在上億規模，政府按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經市場測試及綜合評估后，公開招標，確定項目社會資本合作方。”實際上，水污染治理看似簡單，但背后工作復雜而龐大。黃建軍向《經濟》記者介紹，水治理分為截污、清淤和水質提升三個階段，由于需要社會資本投資，工程時間緊、任務重，因此在水治理領域是大型企業參與較多。

　　作為專攻河湖水體污染治理的技術性公司，黃建軍有些無奈和遺憾。從業近20年，終于等到了黑臭水體治理產業的政策春風，但只能眼睜睜看著，很難參與進去。據黃建軍介紹，整治項目動輒幾十億，在PPP的治理模式下，主要是資本玩家的“游戲”，中小水治理技術企業還不夠資格。

　　看似清澈的河流，即使沒有污染源，經過一段時間就會發黑發臭，因此水污染治理需重質而非排污。從現在治理情況來看，機構與企業的治理觀念有待提升。黃建軍表示，在頂層設計上，截污、清淤在前期固然重要，但為了水質的可持續穩定，企業還需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水質提升上。然而實際情況卻是，許多治理機構將資金放在臨河種樹，建設生態公園上，與水質提升沒有邏輯關系。黃建軍借此呼吁，希望有關部門能重視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