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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河北懷來官廳水庫國家濕地公園開園。圖為濕地公園博物館。

　　炎炎夏日，北京市民擰開水龍頭，清涼的涓涓細流來自密云水庫、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等水源地。曾經，這批名單中還包括官廳水庫。這座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大型水庫，位于北京市的西北角，橫跨京冀，直線距離天安門七十余公里。但因為水污染，被迫退出了水源地。

　　官廳水庫的治理始于1972年，那一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敲響了全球環境保護警鐘。巧合的是，官廳水庫的治理，也標志著我國水污染防治的起步。

　　北京市官廳水庫管理處副主任謝建枝將官廳水庫污染劃分為不同階段：1970年代，以有害污染物直排導致的有毒污染為主；1980、1990年代，以生活、工業污水造成的有機物污染為主，富營養化趨勢日益突出；現在治污的重點仍是富營養化。

　　官廳水庫的治理歷程，也是中國水環境治理的縮影。歷經五十多年的治理，到2035年，官廳水庫有望重回水源地之列。水生植物、魚、鳥等都是水生態系統的參與者，“破壞水生態系統任何一環都很容易，但再修復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謝建枝說。

　　新中國第一座大型水庫

　　疫情趨于平穩，河北人張師傅生意早就恢復了正常。他在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跑出租車，每到周末，打車去官廳水庫的游客就多了起來，“工作日每天能拉兩三百元，周末去水庫的人多，能拉五六百元”。

　　如今的官廳水庫周邊風景秀麗，蔚藍的湖面被青山環繞，從空中俯瞰，連綿的山脈下，白色的風力發電機好似羊群，點綴在青草灘上。近處，水草搖曳，魚蝦潛游，微風拂來，水面上泛起陣陣漣漪。

　　官廳水庫附近的農家院，是北京、河北人周末的熱門消遣地，不少人只為聞名的農家鐵鍋燉魚——從水庫撈上來的大鯉魚切成段，配上幾斤小嘎魚，鍋壁貼上一圈金黃的餅子，鍋底的白菜、粉條、豆腐越燉越入味。

　　官廳水庫的面積約等于三個杭州西湖大小，大部分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境內，小部分位于北京市延慶區。環游水庫一周約220公里，開車需要三個多小時。

　　水庫入庫口位于東北角，水源來自三條河流，自西向東的桑干河、洋河在河北省懷來縣匯合成為永定河，從西側流入水庫；北京市延慶區的媯水河，擁有我國河流中罕見的自東向西流向。在成為水庫之前，這里是山高谷深、溝壑縱橫的官廳山峽，也是永定河洪水暴發的主要策源地。

　　歷史上，京城母親河“永定河”的名字，寄托著人們對江河安定的美好期盼。但愿望常常落空，河流災患不斷，一旦泛濫，京師不保，津冀澤國。永定河由此別稱“無定河”“小黃河”。

　　最早設立官廳水庫正是為了防洪。1954年，官廳水庫竣工，它是新中國第一座大型水庫。水庫的大壩建于兩山之間，將曾經來勢洶洶的永定河水攔腰截斷。自此“無定”真正變“永定”。

　　經過幾次改建后，目前水庫總庫容達41.6億立方米，防洪標準為千年一遇洪水。除了防洪，水庫還成為北京市民的飲用水源，并為京津冀供應農業、工業和生活用水。

　　中國水污染治理的起點

　　官廳水庫的修建，雖然平定了永定河洪災，但上游河流污染日益加重，把水庫也變成了收納污染物的大池子。

　　在官廳水庫最南端的大壩旁，坐落著官廳水庫管理處的三座辦公樓，這是1970年代“官廳水庫污染事件”發生后，為了監測水質而修建。目前，樓里存放著水利工程運行管理、水質監測、水資源保護、防洪調度、供水所需的各項資料和設備。

　　1971年，住在官廳水庫邊上的居民開始發現，庫區漂有大量泡沫，水色渾黃有異味。次年，有北京市民在市場買到從官廳水庫撈的魚，吃了后竟然頭痛、惡心、嘔吐。水庫周邊不少村民甚至出現類似中毒癥狀。

　　1970年代，“環境污染”“環境保護”都還是新鮮詞，甚至有很多人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存在污染，推測污染原因是“階級敵人投毒”。

　　當時中國還沒有專門的環保部門。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接到情況報告后，高度重視，要求徹查。1972年，當時的國家計委和建委組成的調查組查明，上游永定河等河道的工業廢水排放，致使官廳水庫嚴重污染。北京市檔案館保存的《官廳水源保護工作情況匯報提綱》記載，當時入庫河流兩岸建了各種工廠五百多家，廢水直接或間接排入河道，流入水庫。

　　調查組發現，水庫盛產的小白魚、胖頭魚，體內滴滴涕（DDT）含量每公斤達兩毫克，而當時日本規定不得超過0.11毫克/公斤。DDT是世界上第一個人工合成的有機農藥，后被禁用。

　　周恩來作出批示，要求成立領導小組，開展污染治理。官廳水系水源保護領導小組隨之成立，由時任北京市委常委萬里擔任組長。從1972年開始，國家和有關部委投入專款近三千萬元展開治污攻關行動，分三批對官廳水庫上游39個排污量大、污染重、毒性高的工業企業的77個項目進行治理，到了1976年，官廳水庫治理工作已基本完成，水質重新達到地表水II類，符合水源地飲用水標準。

　　“官廳水庫并非第一個受污染的水體，但卻是第一個受到國務院領導高度重視的水體，”北京師范大學水科學研究院院長許新宜評價，“它的治理吹響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進軍號。”

　　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同年，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成立，首個國家級環保機構誕生。自此中國環保事業開始步入正軌。

　　波折治水路

　　“原來的水直接捧起來就能喝。冬天水庫凍上冰，鑿開冰‘咔吧咔吧’就吃了。”在緊鄰水庫的懷來縣官廳鎮豆營村，董大爺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起1970年代末的好光景。

　　好景不長，1983年，在官廳水庫水質顯著改善的時候，因為主管單位人員變動，官廳水系水源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被裁撤。同時，上游工農業迅速發展，人口快速增長，污染也隨之加劇，加之氣候條件變化引起水源枯竭，官廳水庫的治污成果僅維持了10年左右，水質再次惡化。

　　“后來的水你還敢喝？喝了就拉肚子。”董大爺說。

　　村民們記得，從1980年代中后期起，水庫的水又漸漸變混、變臭，水位也開始下降。豆營村黨支部書記杜衛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懷來縣招商的磷肥廠、鐵廠污水全都排進河道，桑干河匯入永定河的河口“整片水全是紅的”，離老遠就能聞到臭味。

　　黑土洼村黨支部書記喬建珍生于1978年，他十二三歲時，水庫還能游泳，隨后幾年，水常變成黑灰色，味道難聞，偶爾還會漂起死魚，誰也不敢再下去游泳了。水庫的水位也越來越低，1990年代有幾年水特別少，人甚至能走過如今十里寬的水面。

　　上游用水量激增，來水迅速減少，也影響了水體自凈能力，枯水期水質甚至達到劣V類。“水大就清一點，水小就臭一點。”黑土洼村的閆大爺回憶。搞水質監測的老師傅曾向謝建枝提起，1995年左右，官廳水庫和周邊河流枯水期甚至“跟臭水溝差不多”。

　　1997年，污染嚴重的官廳水庫被迫退出北京市生活飲用水水源地。

　　官廳污水映出全國難題

　　官廳水庫的境遇，折射了當時全國的普遍現象：污水直排。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生產、生活用水量和廢水排放量激增。但污水處理起步較晚，廢水管理在1980年代初幾乎是空白。中國第一座大型城市污水處理廠——天津市紀莊子污水處理廠直至1984年才竣工投產。

　　1984年頒布的水污染防治法，僅對城市污水處理作了原則性規定，稱要“建設完善城市排水管網和污水處理設施”。

　　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全國也曾出現多起水源污染事件。例如1994年，淮河上游水庫開閘泄洪，積蓄于一個冬春的污水所經之處，河水泛濁、魚蝦喪生，沿河各自來水廠被迫停止供水，民眾飲水告急。

　　1996年，水污染防治法第一次修正，特別完善了城市污水集中處理的內容，規定“城市污水應當進行集中處理”。

　　重視污水處理的治污思路也傳到官廳水庫。2001年，北京市政府聯合水利部制定《21世紀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下稱《規劃》），提出“保住密云，挽救官廳”。為此在官廳水庫上游規劃了19處生活和工業污水集中處理廠，河北4處，山西15處，總處理能力為67萬噸/日。

　　《規劃》還提到了農業、工業及城鎮節水、點源污染治理、水土保持等措施。讓謝建枝感觸最強烈的，還是新建的污水集中處理廠。他在農村長大，小時候工廠廢水都往河里排，生活垃圾都往河里丟，“人們根本沒有污水處理的意識”。前幾年他再回村，情況已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

　　2007年，官廳水庫恢復北京備用飲用水水源地功能，治理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這一年，太湖嚴重富營養化，藍藻暴發，威脅附近居民飲用水安全，無錫市民紛紛搶購超市飲用水。太湖藍藻事件后，地方政府開始執行更嚴格的污水處理廠廢水排放標準。2008年，第一個實施一級A廢水排放標準的污水處理廠在無錫投入使用。目前在城鎮污水處理的國家標準中，一級A仍是最高標準。

　　用生態的辦法解決生態的問題

　　治理污水不單靠污水廠。2003年，在永定河入庫口附近，黑土洼人工濕地開始建設。在北方低溫地區，這是最早運用生態技術修復污染水體的案例之一。

　　官廳水庫管理處永定河所副所長葛晨光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了黑土洼濕地的運行原理：永定河水先通過暗涵進入穩定塘，初步沉淀、凈化后，一部分水直接入庫，另一部分再引入人工濕地深度處理。在人工濕地，河水必須依次跟荷花、蘆葦、水葫蘆打上照面，經歷三個循環后，這些“工具植”將攔截大部分藻類等懸浮物，吸收氮、磷等營養物質。

　　葛晨光介紹，黑土洼濕地系統對來水中的COD、總磷、總氮、氨氮等平均削減率為20%-65%。目前入水是IV或V類，出水能達到III或IV類，“一般能提升一個等級”。

　　時至今日，黑土洼濕地仍發揮重要作用。根據2017年出臺的《北京市永定河綜合治理與生態修復實施方案》，當年和次年，官廳水庫的永定河入庫口、媯水河入庫口又分別開工建設了八號橋濕地和媯水河濕地，前者面積約為黑土洼濕地的30倍，后者面積約為黑土洼濕地的2倍。八號橋濕地已完工，媯水河濕地也預計在2021年竣工，它們的工藝與黑土洼濕地相似。

　　昔日，農藥、化肥等農業面源也是官廳水庫的重要污染源，為此庫邊土地漸漸“退耕還濕”。2020年，選址在黑土洼濕地周邊的官廳水庫國家濕地公園正式開園。黑土洼村的村民曾在這里種了大半輩子地，2017年，農民獲得了補償，玉米地變成了綠植。

　　濕地公園已吸引了近兩百種鳥類駐足，包括黑鸛、大鴇、遺鷗、青頭潛鴨等國家一級保護鳥類。“你要是早上來，野雞一個挨一個，滿地都是。”喬建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水鳥也特別多，以前都沒見過。秋天還有大雁、天鵝，得有好幾萬只，相當壯觀。”

　　濕地被譽為“地球之腎”，能凈化水質。謝建枝稱，官廳水庫選擇以自然修復為主的治理路線，“用生態的辦法解決生態的問題”。他相信：“我們盡量減少人類的干擾活動，樹和草慢慢生長，魚和鳥漸漸回來，整個生態系統會自己恢復。”

　　目前官廳水庫全年水質穩定在III-IV類，僅作為北京市備用飲用水源地，水質暫時還達不到常備飲用水源地要求。謝建枝介紹，主要因為進水水質不佳，仍要努力治理富營養化污染。北京市計劃讓官廳水庫于2035年重回水源地行列。

　　在謝建枝看來，“治水需要耐心”。當初退出水源地是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反過來，治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更重要的是，不僅要修復水質，也要修復水生態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