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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陽光抹亮了蜿蜒的河，金色的漣漪在水面緩緩游走，我推開通往甲板的門，空氣微涼，溫溫的河水把霧氣一綹一綹往上推；由近而遠望過去，薄薄的霧氣微微金黃……剛剛過去的一晚，我住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運河的船屋里。

這美好的場景中，也包含著這座城市被逼出來的生存智慧：如何與水共生。

防洪標準250年一遇

荷蘭1/4以上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其余土地也只比海平面高出不足1米。而阿姆斯特丹所在地原為沿海灘涂，市區大部分低于海平面1—5米。這樣的地方如何生存？早期的漁民定居后廣筑堤防，在入海口筑起高壩、開挖運河，借助風車排水（后來變成泵站），在沼澤灘涂上造出一塊塊可供開發建設的陸地，由此形成了蛛網密布的運河網絡。該市最古老的水壩廣場就是和水抗爭的產物。

隨著人口的增多，一系列城市問題隨之而來。

其中，洪澇災害風險居首。阿姆斯特丹的洪澇成因包括海潮、河流泛濫、暴雨內澇等，當初，當地人總想封堵南北入海通道以解除潮汐侵襲，1916年的一場特大洪水讓計劃終于實施，建造攔海大壩、圍海造地。最終形成阿夫魯戴克攔海大壩、豪特里布大堤，有了艾瑟爾湖。后來，荷蘭又通過《水法》等法律文件規定該地區的防洪設防標準——直面大海地區250年一遇。

與水抗爭數百年間，阿姆斯特丹人漸漸明白，爭和堵不是好辦法，必須學會與水共處。近年來，當地政府主導、職能部門牽頭，通過資金激勵，動員全社會參與到耐雨城市建設中，比如在自家屋頂打造智能儲水層，響應天氣預報自動調節水位；全面改造公共空間，內容包括擴建透水綠地、雨水花園、可滲透式人行道，以及升級城市排水池塘與濕地等。

不僅如此，阿姆斯特丹人還未雨綢繆，為應對北極冰蓋加速融化等導致的海平面上升，他們加固抬升現有防洪工程體系，確保多雨的秋冬季水位不失控，根據設計測算，2050年之后，允許瓦登湖水位上升30厘米。

與水友好相處，規劃先行。早期定居者構筑的環狀運河成型于17世紀，由內向外依次為辛格運河、紳士運河、皇帝運河和王子運河，然后用徑向水渠連通運河，城市順著運河分出的陸地呈蛛網狀分布，運輸、倉儲、集市、手工業與商人住宅循序鋪排。當時的城市規劃設計要求，運河間的條狀土地上，一半建造房屋，另一半必須留作花園。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建筑自西向東推進，成了如同雨刮器掃過般的巨大扇形。

從筑高壩到耐雨城市，阿姆斯特丹人學著與水共生，視水為城市要員，最終的結果就是本世紀以來，該城從未被淹。

從逼仄船屋到“水下城市”

在這座“水之城”中，雨和水慷慨不限量，百姓的生活空間卻較逼仄。兩次世界大戰把城市炸得百孔千瘡，房屋幾毀殆盡。二戰后涌入城市的年輕人進一步加劇了住房緊張。船屋成為最終的歸宿。

我訂的船屋，房東叫艾瑪，她的父親就是運河第一代船屋居民。

“他從南非回來，當了手藝人，在阿姆斯特丹謀生不易，陸上的房子買不起，爸爸傾其所有買下一艘行將報廢的貨運船。”艾瑪記得，小時候船上沒有下水道，扔垃圾得上岸，電也是托人接的，屋里冬天像冰窖，夏天如蒸籠。

而到了今天，船屋已經足有四五十平米，裝潢設施幾乎與岸上住宅無異，這是四十年間不斷更新而來的。“人家是樓上樓下，我們是水下水上。”她笑著對我說，“尤其船頭甲板這處‘庭院’，堪稱黃金寶地！”艾瑪口中的“庭院”大約四五平方米，上面可以搞各種露天活動。

閑聊得知，阿姆斯特丹的合法船屋泊位現有2500余個，每一個的價值都堪比北京老城的一套四合院，因為申請一個新的泊位已再無可能。當年的蝸居，如今成了身份的象征。

受此啟發，市政府開始建設水上小區。現已在施泰格島建成歐洲最大的浮動社區，社區由近百座停泊在水上的獨立浮動房屋組成，樓高三層，屋頂有太陽能板發電、雨水收集系統，出行有共享電動車。

建筑內部則對標陸地房屋，寬敞的臥室與浴室等一應俱全，網絡互聯與供暖一個不少。

在阿姆斯特丹北部的一處廢棄造船廠，14艘老舊廢棄船屋被改成新創企業辦公空間——德瑟維爾船屋社區；城內一片廢棄的工業區則被改造成名為“干凈的船”的可持續漂浮社區……這些，都是與水共生的新實踐。目前，該模式已在馬爾代夫、法國、挪威等多個國家開了花。

為了應對環境變化，阿姆斯特丹人正在開展氣泡屏障技術試點、水下未來城設計。前者可以收集河里的毫米級微塑料污染物；后者則探索利用城市地下的排水管道，提供停車、購物和休閑空間，即“水下城市”。

阿姆斯特丹人用漫長實踐積累著經驗，日子久了便找到共生之道，開啟與水和諧共處的好光景。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