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環保廳12日公布了今年我省首批污染企業“黑名單”。在這些排污黑戶背后，閃現著一些基層部門不作為的影子。面對污染，一些基層政府部門不僅不嚴格治理，反而為其說情，甚至在不達標的情況下予以“驗收”，從而導致部分地區污染泛濫。
治污難，難于上青天。審計署去年曾發布審計報告稱：歷經6年，投資910億元，我國“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整體水質依然較差，淮河、遼河為中度污染，海河近半斷面水質為劣五類，巢湖平均水質為五類，太湖、滇池平均水質仍為劣五類。安徽省環保廳今年一季度檢查的結果同樣不容樂觀：巢湖流域檢查31家企業，存在環境違法行為的14家，違法率45.2%。
在綠色GDP已成為科學發展共識的今天，在低碳生活成為人類自我救贖的當下，諸如污染有哪些危害的知識科普已屬多余。問題是，環保部門升格了、法規健全了、投入到位了，民眾的環保意識也與時俱進了，為什么取證易、查處易的污染行為成了打不死的“灰太狼”？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并不復雜——當“真污染”與“假治污”聯合起來唱雙簧的時候，污染就成了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沉沒成本，成了躲不開的必由路徑。譬如，沒有環評資質單位編制的環評，居然輕松闖了關；重污染企業要列入掛牌督辦名單了，當地有關部門竟躬身為之求情……本該依法保護環境、嚴懲污染企業的執法部門，卻成了給老鼠把風放哨的詭異之貓，污染問題久拖不決自然也就“合情合理”了。
環保執行難是一個并不新鮮的老話題。客觀地說，少數基層環保部門的遲作為、不作為，甚至偽作為，其實也有“難言之隱”——在現有權力架構中，環保執法權隸屬于地方權力體系，一些行政執法也直接決定于地方政府的眼界和臉色，這一點比不上司法權限中的垂直管理和監督。因此，當政績與生態環境成為兩難選擇的時候，地方環保部門往往喪失了獨立判斷的能力，于是經常出現“屁股決定腦袋”的行為。
今年初，中央黨校對地方一把手進行了綠色GDP集訓。某種意義上說，類似舉措有助于間接凈化環保執法作為。但是，只要錯位的政績觀和政績評價機制難以出現根本性的轉變，單純給地方環保部門施加壓力、指望靠其河清海晏時和歲豐，無異于緣木求魚。
因此，更為現實的期待是，冀望早有呼聲的環保垂直管理能夠化為現實，靠賦權與限權的方式，將基層環保部門人事管理、財政撥款等權限轉到中央或省級政府，挺直基層環保部門腰桿的同時更好地監督其作為，減少地方對環保執法的干擾，激活它們的執行力，惟其如此，某些地方的基層環保工作才不至于一直忙著人格分裂地唱雙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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